自体组织

[75]或许有人认为，行政三法的做法其实已经确立了法律保留原则，只是立法者通过这三部法律将部分权限授权给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而已。

前文已提到，纪监互融进程中党内法规引导着监察立法的进程，且党政联合发文也规范着纪检监察活动。有论者将党内法规对纪监合署的功能作了引导、规范、控制的三重区分。

随着纪监互融进程的持续推进，无论互融的程度如何加强或发生某种嬗变，或者纪委和监委的权限发生何种改变，其都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前提。此外，在实践中，各省级纪委监委出台了各种不具备法律位阶的通知、意见，这些规范性文件也面临着正当性及合法性的追问。宪法序言用相当篇幅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成就，正如彭真所言：在‘序言中不是写主张，而是写历史事实。再例如，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是：纪委监委的立案管辖、审查调查等程序冲突问题该如何解决？ （四）如何建立纪监互融的党规国法共治 上文已提到，在规范方面，前一阶段的纪监互融主要依照党的机关独自制定的党内法规或者以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展开。例如，虽然目前全国人大尚未对监察法规的特别授权立法问题作出专门规定，但《实施条例》却触碰了法律保留的红线。

例如，中纪委和国家监委联合印发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相关工作程序规定(试行)》〔下称《程序规定（试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措施使用规定(试行)》〔下称《使用规定（试行）》〕就对纪检监察工作中立案、交办案件、结案等相关程序以及其手段措施进行了规范。纪委监委同时办案会面临处置主体、处置依据有差别的困境，而且二者监督方式也有不同。进入专题： 庭教育促进法 法律部门 社会法 。

四、结语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制定本身是一件不易的事，但是对于亿万中国家庭来说，《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才是满怀期待的大事。今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应完善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的配套制度，如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突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家庭教育精准帮扶和家庭教育社会治理。（3）将学校、幼儿园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纳入教育督导范围，依法实施教育督导（参见《教育督导条例》）。例如，教育行政部门和妇女联合会作为法律实施的两个主要责任主体，《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其却没有设置专门的职责条款，虽然第35条突出了妇女联合会的功能，但是这还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职责条款。

目前从各地的调研情况来看，家庭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较为严重，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初步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有的覆盖面不够，有的尚未起步。再譬如，《教育法》（2021年）除了规范国家和各类教育机构的职责外，还在第9条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用社会治理取代了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理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在家庭教育领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双减政策背景下，这主要是要发挥家长和公办校外教育机构在家庭教育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背景来看，我国由于城乡二元化的格局，农村父母外出打工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得不到有效监护的现象，如何让这些留守儿童得到正常的家庭教育就是立法者首先要关心的问题，这就关系到农村留守家庭等特殊权益的保障。（二）婚姻家庭法（偏重私法）的观点及其不足 研究婚姻家庭法学或者未成年人法学的学者更多会从亲权、监护或者国家亲权的视角来看待家庭教育立法。

[8] 我国学术界过去在研究教育法时主要是从教育行政法的视野来研究的，现如今专门从事教育法学研究的学者对教育法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其越来越朝着独立部门法的方向发展。第二，该条只是规定了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应当及时向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服务，并没有规定家庭有权向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寻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例如，有学者认为，亲权和国家亲权是落实家庭教育的双重基础，实现亲权与国家亲权的平衡是家庭教育立法的任务。但是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法律文本中并不能直接找到主观公权利的条款，这是因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并没有规定诸如未成年人有受家庭教育的权利或者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享有接受家庭教育的权利等类似的条款。

据此可以说，《家庭教育促进法》主要是关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怎么做一个好家长的法律。此外，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事实孤儿。

党的十九大以来，家庭教育国家立法的进程明显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终于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节点出台了。如果观察促进型立法以外的法律，通常都会看到在它们的文本上有着主观公权利和客观法相互杂糅的现象。

第三，由于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并不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家庭教育促进法》并没有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家庭教育指导机构作出了不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决定的行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向其主管部门提起行政复议，只是在其第50条规定了责令限期改正或者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的不利后果。为此，本文着重就这一主题进行学理阐释，从而推动《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确有效实施。由此观之，虽然《家庭教育促进法》含有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相关的内容，但是和作为私法的婚姻家庭法的精神已经大异其趣。（5）为特殊群体提供家庭教育服务（第30条）。通过体系化梳理《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各个条款，可以大致厘定教育行政部门的专门职责有：（1）推进家庭教育学科建设专业化、科学化建设（第11条）。（三）突出家庭教育社会治理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条将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作为立法目的明确宣誓出来了，这实际上突出了家庭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

从官方的态度来看，《家庭教育促进法》也是被当作社会法的。从社会法增进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而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要求地方政府依法运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手段实现对留守流动儿童家庭、身心障碍儿童家庭、离异和重组家庭、服刑人员家庭、贫困家庭、暴力家庭、父母残障家庭等其他各种类型的特殊境遇家庭的家庭教育提供精准帮扶。

赞成《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观点认为家庭教育法律应该更加强调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从促进和帮扶的角度重点关注家庭教育管理的体制问题。由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在文本上没有规定一项主观公权利，没有明确法律实施的专责主管部门以及没有界定家庭教育工作职责的范围，这导致对其进行法律部门定位存在困难。

而且从《家庭教育促进法》涉及的家庭教育服务多元供给主体来看，也突出了全社会参与的社会法特点。今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应完善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的配套制度，突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家庭教育精准帮扶和家庭教育社会治理。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7条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之中，适应了新时代家长育儿的迫切需求。法律实施 自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2010-2020》（中发[2010]12号）明确提出制定家庭教育法律以来，在全国妇联等有关部门和机构的积极推动下，家庭教育地方立法先行先试，先后有10个省份制定了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这不仅为家庭教育国家立法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还为其营造了良好的立法氛围。由此可见，将《家庭教育促进法》理解为教育法主要有三点不足：第一，从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或者学习权来认识《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理论基础并不能涵盖家庭教育的全部内容。根据促进型立法所规范的公共事业领域的不同，才能确定其属于何种对应的法律部门。

三、 社会法定位对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的影响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社会法定位对于其实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来说，由于公民的受教育权的保障主要是由承担国家公共教育职能的教育行政部门来承担的，那么《高等教育法》和《教育法》显然属于行政法的部门法范畴。

如果家长的家庭教育治理动能不足，那么靠外力来推动家庭教育发展显然是不可行的。打开中国人大网的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页面，点击社会法就能看到：《家庭教育促进法》和《法律援助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是归置在一起的。

从这四点内容可以得出以下观点：第一，《家庭教育促进法》排斥了亲权的主张。而家庭教育关系可以看做是准狭义教育关系。

注释: [1]姚建龙.从子女到家庭:再论家庭教育立法[J].中国教育学刊,2018,(9). [2]叶强.论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及其立法规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1). [3]江国华,童丽.反思、拨正与建构:促进型立法之法理阐释[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4]李少梅,唐 宇.家庭教育立法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以S省立法调研为例[J].中华家教,2021,(4). [5]李晓巍,刘倩倩.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回顾与展望[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1). [6]李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1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1,(3). [7]林建军.家庭教育法的调整对象及其逻辑起点[J].河北法学,2021,(5). [8]叶强.家庭教育立法应重视提升家庭教育能力[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3). [9]雷槟硕.教育法是独立的部门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10). [10]张鸿巍,于天姿.亲权与国家亲权间的平衡:探求家庭教育的实现路径——兼评《家庭教育法(草案)》[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4). [11]王春霞.家庭教育由传统家事上升为重要国事[N].中国妇女报,2021-10-25,(2).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N].人民日报,2011-10-28,(14). [13]丁晓东.社会法概念反思:社会法的实用主义界定与核心命题[J].环球法律评论,2021,(3). [14]边玉芳,张馨宇.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内涵、特征与构建策略[J].中国电化教育,2021,（1）. [15]陈云凡.加快推进家庭教育立法的实践逻辑研究[J].中国德育,2021,(4). [16]辛斐斐,范跃进.政府购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价值、难题与路径选择［J］．中国教育学刊,2017,(11). 作者简介：叶 强，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讲师，海南经济特区法治战略研究基地研究员，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法律与政策。《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后，是时候重新焕发这些机构的生机与活力了。第二，虽然《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了教育行政部门、妇女联合会负责家庭教育统筹工作，并将教育行政部门置于妇女联合会之前，但是由于《家庭教育促进法》并没有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妇女联合会各自的职责范围作出清晰规定，这就导致很难从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妇联组织的属性中去判断《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部门法归属。从家庭教育对应的英文词汇来看，西方学术界过去使用的是Childrearing（育儿），现在使用的Parenting（教养）。

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文本来看，其确实有着明显的社会法特点，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和特殊权益保障两方面的法律规范。就促进型立法的全部意义而言，其根本宗旨应该是为公民的主观公权利服务的。

《家庭教育促进法》亦是如此。例如，针对0-3岁的婴幼儿，此时更多是关涉父母怎么抚养的问题，还较少涉及父母怎么教育的问题。

妇女联合会的专门职责有：设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和开展文明家庭建设等。仅就外部性问题而言，家庭教育之所以由家事上升到国事，原因就在于：家庭教育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成年人进入社会后是亲社会性还是反社会性，是融入社会还是逃避社会，是造福社会还是危害社会。